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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为中国制造插上“跃迁”的翅膀

发布时间: 2018-08-16 11:39   作者: 王晓涛   来源: 满天星

  图为徐工集团参加德国BAUMA展。资料图片
  2014年11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名为《微笑曲线已死》的文章,点击阅读量逾百万。3年多后,由这篇文章衍生而出的《跃迁:中国制造未来十年》(以下简称《跃迁》)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日前发布的2018年6月“中国好书”名单中,《跃迁》赫然在列。
  《微笑曲线已死》一文的作者赛迪顾问总裁孙会峰,也是《跃迁》的作者之一,他日前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最初起的书名是《跃升》,而《跃迁》一名则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建议并最终确定的。
  何谓“跃迁”?《跃迁》一书的另一位作者——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撰文表示,在物理学上,“跃迁”指的是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在吸收一定能量后会从低能级轨道转移到高能级轨道。在重要的产业变革期出现时,产业往往存在这种“跃迁”式升级的可能。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弯道超车”,后者是在同一平面轨道上的竞争,而“跃迁”则是在吸收能量后跃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显然,在两位作者的眼中,当下的中国制造业,正如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面临着“跃迁”式的升级机遇。
  创新引擎带动产业变革
  20年前,中美两国的零售业存在明显差异,无论是市场的便利性还是商品的丰富度,美国都遥遥领先;但20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子零售业的便捷度已超过美国。“尽管互联网、智能手机都是美国的发明,但中国却拥有了更为发达的电商零售业。”在朱恒源看来,就行业发展而言,这是跃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而在产业跃迁的背后,则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并随着族群创新对各产业的渗透,在市场上产生强烈的共振、持续的反馈循环和系统性扩张,由此引发系统的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朱恒源认为,这是产业跃迁所需要的创新环境和土壤,即产业重大变革或产业革命。
  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技术-经济范式迁移”正在发生,比如眼下异常火爆的区块链技术。孙会峰认为,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区块链,不仅会对硬件的运维机制包括数据中心带来很大的改变,而且会对各个环节间如何建立信任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基于这种新的模式,其后边的技术体系和IT支撑要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规则。”他说。
  具体到制造业,孙会峰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二是制造模式的重构。他解释说:“对于服务型制造,制造本身只是实现价值的载体,不是价值的全部。商品本身的形态在发生变化,衡量的不再是商品本身的原材料、能源消耗、人工等商品成本,整个计价过程和定价体系都会发生变化,一次性的交易获利正在变成持续性的联接,如三一重工对挖掘机等工程机械所做的大数据分析管理。”德勤的调查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企业服务收入占比超过30%,个别领先的企业服务占比甚至高达70%,而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占比平均不到10%。
  至于制造模式的重构,最深刻的影响则体现在产业的协同上。“如果可以在全国组织产能资源,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协同,将会形成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实现更高层次的协同。”孙会峰说。
  从价值网到共享制造
  《跃迁》一书认为,“价值不再是单一流向的,传统的线性结构的价值链将演化成网络结构的价值网”。同样,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中,人们常常提出要完善企业或行业生态体系。孙会峰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所谓的价值网与生态体系其实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标准化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地均摊成本,提高效率。但在孙会峰看来,大规模生产与需求个性化存在天然矛盾,在满足功能性需求后,消费者的体验性需求日益强烈,需要更多个性化的产品。“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消费生产者’,消费者即生产者,比如消费者可以要求服装上印有自己的名字,消费者直接参与商品本身的生产设计过程。”孙会峰表示,价值网也可称为伙伴或生态,即价值不再是单向、一维的,而是多个节点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形态。它分享了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收益分配,这一复杂过程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支撑的协同才能更有效率。虽然标准化这种传统的模式还会持续很多年,但由于行业门类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有些会迅速按照新的方式来运作。
  正如《跃迁》书中所写:“价值网中的参与者不再进行一次性的简单交易,而是结成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利益共享的价值共同体,通过整合资源,以开放、共生、共享、互利、协作的方式,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
  孙会峰认为,基于需求和供给的汇聚,将其进行匹配,从而实现共享产能,在生产制造领域,如果实现产能的共享,可以降低社会的总成本,提高社会的总效率。“每个行业可共享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不同,共享制造一定有很强的行业属性,最终的实现要依靠市场来探索,而非只能起到方向性作用的规划”,他特别强调,“制造业的产能共享在地域上和产业的集聚度有很大关系,因为在全社会协同的背景下,必须考虑物流成本。”
  伴随着需求和供给的汇聚,基于互联网的工业平台不断涌现,孙会峰认为,未来的企业“要么成为平台,要么屈服于平台,没有中间地带”。
  智能制造更为复杂
  近年来,智能制造如火如荼,但在孙会峰看来,所谓的无人工厂只是生产自动化,通过加装传感器进一步实现了生产的数字化,而车间综合管控则是实现了生产的网络化。应该说,距离真正的智能制造还有相当的距离。“3C和汽车制造行业机械化水平比较高,有其行业属性。其实‘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一样,提出的都是行业愿景。”他表示,智能制造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二是产品的智慧化。目前多数智能工厂所做的是前者,即通过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实现降本增效。而产品智慧化,则是产品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同时,从单纯的功能性需求,向兼具连接的载体发展。
  什么是智能制造最大的发展瓶颈?孙会峰认为是制造业不同生产的经验积累和专业性如何与信息技术融合。他说:“即便IT技术能够提供信息化和网络支撑,但行业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如何标注转化,实现可视化,即最后将一个非结构化的内容,变成一个结构化的内容,很多生产经验要定量化很难,这是最大的短板。”
  孙会峰认为,在不同的制造行业,一定有比较高的壁垒和门槛,一家企业或平台想通吃有一定的难度。智能制造比消费互联网的2C模式要复杂得多。“IT行业的人来搞,没个三五年搞不通。IT技术现在是通用的,但行业的专门知识技术却需要长期的积累”,他对目前互联网企业主动融入制造企业的实效并不满意,“动静很大,但要想快速进去很难,而且解决方案只能适应一个行业,复制性不强。”
  目前,中国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三一重工、航天云网和海尔的模式,即制造企业“自然而然地自己长出来”;二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模式即主动“有些生硬地主动接进去”。
  “两条路径很难说哪种更好更合适,但就现阶段而言,‘自己长出来’更具有成本优势。”尽管路径尚不完全清晰,但孙会峰坚信,“未来工业互联网一定会产生超过今天BAT规模的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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